带你“穿越”到一大代表产生现场:13位代表中为何没有“南陈北李”?

摘要: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1-08 18:47 首页 北京日报





【理论君按】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来自国内各地和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3位代表,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一起会聚于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大事变”的发生。

由于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加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

在此,理论君带你“穿越”,走进中共一大代表的“产生现场”,透过相关亲历者回忆录、日记等资料中记述的那些鲜活细节,去细细品味先哲所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之深意……




上海:李达、李汉俊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于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陈独秀任书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联系国内外各地党组织的中心。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几次交流,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李达、李汉俊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人,历史地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参会代表。




上海代表:李达(1905—1993)



上海代表: 李汉俊(1890-1927)


北京:张国焘、刘仁静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北京代表:张国焘(1897-1979)



北京代表:  刘仁静(1902-1987)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长沙代表:毛泽东(1893-1976)



长沙代表:何叔衡(1876-1935)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武汉代表:董必武(1886-1975)



武汉代表:陈潭秋(1896-1943)



济南:王尽美、邓恩铭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济南代表:王尽美 ((1898-1925)



济南代表:邓恩铭(1901-1931)


广州:陈公博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

广州代表:陈公博(1892-1946)


旅日华人:周佛海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旅日华人代表:周佛海(1897-1948)


指定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




陈独秀指定代表:包惠僧(1894-1979)


【理论君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共一大代表的产生似乎有些随意和偶然,尤其是作为中共重要创始人的陈独秀、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一大,也就是说“南陈北李”都不是一大代表。然而,这却是当时中国社会形势和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在后来中国的革命大潮和征程中,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个人命运和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李汉俊等4人牺牲在敌人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王尽美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因各种原因脱党或被开除出党,其中李达于1949年12月重新入党;张国焘叛党后被开除党籍,随后加入国民觉特务组织;而陈公博、周佛海脱党后成了可耻的汉奸。

毛泽东成为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董必武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初心不改,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地坚守理想和信仰,谱写了光照千秋的人生篇章,成为共产党人的典范。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轨迹,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艰难与曲折,有力地诠释了信仰与力量、苦难与辉煌的辩证法。


(参考资料:《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李颖著,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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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苏楠 晏子

美编:焦剑 刘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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